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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相:施恩濟困,助力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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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來源:大眾日報   發布日期:2019-01-26   點擊次數:
  □ 本報記者 鮑青
 
    本報通訊員 顏文珠 楊晶茗
 
  冬季的菏澤市定陶區,天地蒼莽,萬物蕭索。兩千多年前,這里是交通便利的“天下之中”,陶朱公以此為大本營,構建自己的商業版圖;劉邦攻滅項羽后,也在這里建起高臺,向各路諸侯、天下百姓宣告新王朝的誕生。到了西漢中期,一代賢相魏相又從這里走出。他起自寒微,熟悉農事,帶著對百姓的關切,走向仕途,登上殿堂。他勸諫皇帝、告誡朝臣勿傷農本,為百姓減輕了諸多負擔。
 
  定陶區政協文史委工作人員王建新告訴記者,“民本”思想是魏相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認為百姓的苦難有時因朝廷政策失當而造成,所以君王要體諒百姓疾苦,不能過度役使百姓,讓他們能夠休養生息、保存元氣。這樣的思想,不僅在古代顯得難能可貴,即使在今天也有一定參考價值。”
 
  世事變幻如白云蒼狗,兩千年光陰浩浩蕩蕩。雖然魏相的遺跡無處尋覓,他的思想卻依舊熠熠生輝。
 
民勤而苦,其源為何
 
  王建新介紹,魏相能夠脫穎而出,緣于他勤于讀書善于求索的追求,“西漢后期,儒學成為治國安邦的思想指南,地位越來越重要。而魏相就是一株讀書的好苗子”。
 
  魏相發自肺腑地喜愛讀書,尤其對《易》更是到了愛不釋手的地步。《易》是六經之首,富含辯證思想,許多人認為它蘊藏著“大道之源”。魏相深究《易》中玄妙,苦心思索鉆研,漸漸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思想體系。
 
  讀書不難,實踐不難,難在二者關聯。幽靜書齋里,有魏相勤學苦思的身影;喧鬧農田旁,也有他注目農事的足跡。魏相細心觀察農人,看他們翻耕播種,刈麥曬谷,收糧歸倉,完稅納糧。但農人縱然寒暑不休,依舊衣不蔽體、食不果腹。魏相認為其中關鍵,在于他們收獲的大部分,都要用來供養官員和貴族。但被供養者不僅毫無感恩之心,反而揮霍無度,借助權勢役使百姓。魏相對“民不堪其累”的現象深惡痛絕,使民有度、除民之急的信念深深烙印在他心中。
 
  寶玉隱山丘,玉工去其璞。經過“伯樂”舉薦,才學俱杰的魏相出仕為官,擔任郡卒史。卒史雖然官位低微,卻有接觸百姓、了解民生的獨特優勢。魏相不辭辛勞,做得有聲有色,頗為時人稱道。
 
  西漢時期,地方有向朝廷“舉賢良”的任務。當地官員經過考察篩選,把魏相作為“賢良”舉薦到了長安。魏相順利通過朝廷“政事、經義”的設問,更因“對策高第”,被擢升為茂陵令。
 
  茂陵地近長安,一貫號稱難治。權貴在此多有別業,奴仆常仗勢欺凌百姓。魏相上任后,一邊安撫驚魂未定的百姓,一邊懲治為非作歹的豪強,展露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氣魄。
 
  很快,魏相就拿輔政大臣、御史大夫桑弘羊開刀。桑弘羊有位門客途經茂陵,卻詐稱桑弘羊即將親臨,借此在縣驛中作威作福,對縣官頤指氣使。縣丞接待稍有輕慢,門客竟將他捆縛虐待。魏相懷疑其中有詐,就令人收捕門客。經過嚴厲審訊,門客終于和盤托出實情,承認自己的罪行。魏相按照刑律在鬧市處死門客,并將事件來龍去脈原原本本匯報給桑弘羊。桑弘羊雖然心中憤懣,表面卻無可奈何。不久,桑弘羊因涉嫌謀反而被誅殺。自此權貴仆從經過茂陵,再也不敢胡作非為,茂陵境內大治。
 
  魏相為政茂陵,關懷百姓,嚴懲豪強,政績顯著。不久,他升任河南大守,繼續執行整頓吏治、懲辦貪官的政策。曾經為非作歹的官員整日恐懼,甚至有人因害怕而私自棄官逃走。魏相的作為,百姓看在眼中,記在心里。
 
  起初,魏相并不在意日益加劇的官員逃亡潮。但洛陽武庫令的出逃,卻讓他身陷囹圄,引發萬名百姓赴京請愿。
 
“愿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
 
  公元前77年,丞相田千秋病故。朝堂的悲戚氣氛尚未消散,洛陽城卻被恐懼所包圍。隨著魏相反腐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官員受到牽連,或貶官或罷黜。時任洛陽武庫令是田千秋之子,曾仗著父親權勢在當地橫行無忌,引發諸多民怨。他看到魏相嚴懲腐敗,自己的同僚多半被處理,內心愈發驚憂惶恐。父親的病故,更讓他認定自己遲早要遭殃。為求自保,他決定逃離這個是非之地,到長安去找父親生前好友、大將軍霍光訴苦。
 
  武庫令趁著夜色掩護悄悄逃亡。拂曉時分,消息才傳至魏相耳中。武庫令出逃徹底打亂了魏相治理河南的規劃。他急忙派郡吏隨后追趕,并囑咐盡力勸說武庫令回來。但武庫令內心憂懼,始終拒絕歸去。魏相預料到即將到來的兇兆,慨然嘆息:“大將軍(霍光)聞此令去官,必以為我因丞相死而不能(禮)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
 
  果然,武庫令在霍光面前添油加醋狠狠告了魏相一狀。霍光與田千秋一向關系密切,此時偏聽偏信,決定對魏相嚴肅問責。在他眼中,魏相完全是個落井下石的奸邪小人,趁著丞相新亡而逼走其子。他聲色俱厲地斥責魏相:“幼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所以讓丞相弟為關都尉,以其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體諒國家大策,看到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
 
  霍光的憤怒,讓此前被罷黜的官員看到了東山再起的希望。他們互相串聯,群起攻擊魏相,詆毀他在河南施展淫威,濫殺無辜,制造諸多冤案。霍光見百官聯名彈劾,沒有經過詳細調查,就將魏相關入囚牢,準備嚴懲不貸。
 
  為民做主的官員無辜入獄,河南郡百姓坐不住了。當地兩三千名服徭役的戍卒長途跋涉來到長安,擋住霍光的儀仗隊伍,“自言愿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接著,河南郡老弱萬余人來到函谷關外,請求守關士卒開門放行。他們要赴長安上書霍光,為魏相求情作保。
 
  百姓的營救行動,沒有讓魏相重獲自由,反而令霍光怒火中燒。霍光執意將魏相送入監獄囚禁。
 
  京師的牢房幽暗陰濕,魏相的命運晦暗不明。但河南郡百姓的動人之舉,仿如冬日暖陽,激勵著魏相憧憬未來。所以他雖身在獄中,卻堅信己身清白,拒絕承認欲加之罪。
 
  獄中的魏相等待著時局的變化。許久之后,漢昭帝宣布大赦天下,魏相從囚牢中走出。此后,幸運之神接連眷顧。不久,魏相冤屈得雪,朝廷令他復任茂陵令,又擢升揚州刺史。
 
  雖因反腐而遭構陷入獄,魏相似乎并沒有收斂鋒芒的想法,為政依舊不改初心。在揚州刺史任上,他嚴格考察郡國守相、基層官員,凡有不稱職者盡數貶退。友人看他鋒芒不改,擔心他重蹈覆轍,便修書規勸:“朝廷已深知弱翁(魏相字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愿少慎事自重,藏器于身。”
 
  兩年后,魏相故地重游,再度出任河南太守。不久,漢宣帝即位,考察各地官員治行政績。魏相仕途自此扶搖直上,先被召到京城,擔任管理國家財政的大司農,繼而升任監察百官的御史大夫,開始在朝中發揮重要作用。
 
寬惠以待下,施恩以助窮
 
  魏相不斷升遷之時,霍光及其家人也在觀察著他。
 
  宣帝初期,朝政掌握在輔政大臣霍光手中。霍光歷仕武帝、昭帝,曾廢昌邑王而立宣帝,權勢在朝中無人能比。
 
  魏相曾因霍光之故而下獄,此后和霍家關系較為疏遠。也許因為這層緣故,急于擺脫霍光掣肘的宣帝尤其重視魏相的意見。
 
  魏相很快成為宣帝倚重的股肱臂膀。他陳述朝政利害,建議普惠民生,鞏固皇帝權力。宣帝對魏相信任有加,加任他為給事中,凡事總愛傾聽他的意見。
 
  魏相借著宣帝信任,多次上奏,請求朝廷寬惠以待下,施恩以助窮。他說:“先帝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魏相所褒獎稱贊的舉措,都是著重減輕負擔的民本之舉。宣帝遵照實行后,西漢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
 
  百姓的疾苦自然是魏相關注的領域,朝堂的風浪也是魏相要在意的重點。他小心地游走于宣帝和霍光之間,謹言慎行,防止重蹈此前的覆轍。
 
  但對關系社稷安危的原則問題,魏相并不懼怕霍氏的權勢,敢于挺身而出據理力爭。漢宣帝的平民皇后許平君后來被女醫毒殺,霍光的女兒被立為皇后。魏相秘密向宣帝建議,加強東宮太子保護力量,防止太子出現不測。魏相的先見之明,讓霍光夫人意圖謀殺太子的計劃落空。
 
  公元前68年,霍光病故。為了表彰霍光功績、安撫霍氏族人,宣帝加封了霍家多位成員。霍光之子霍禹加封右將軍、博陵侯;侄孫霍山加封驃騎將軍、東平侯;侄孫霍云加封冠陽侯。而霍光的女婿、外孫也都在朝內擔任要職。一時間霍氏家族占據要津,權勢顯赫依舊。
 
  魏相為此憂心忡忡,他上疏言道:“《春秋》譏諷世代公卿的諸侯國。它厭惡宋國三世都擔任大夫,魯國‘三桓’之一季孫氏世代專權,最終他們都犯下危亂國家的罪行。自漢武帝后元(武帝年號)以來,權力離開了王室,朝政由大臣把持。今(霍)光死,其子復為大將軍,兄弟之子則掌管軍機樞密,連昆弟諸婿也掌握軍權。而(霍)光夫人(霍)顯及諸女,又有自由出入長信宮的特權。她們有時夜間進出宮門,驕奢放縱,長久下去恐怕難以控制。”
 
  魏相建議宣帝立即采取措施,“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
 
  宣帝對此深以為然,他封大臣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分散霍氏權力。
 
  不久,霍光夫人毒殺許皇后的行跡敗露。宣帝按照魏相建議,表面提升霍氏官職而實際收回兵權。他先調霍氏掌握兵權的人到外地做官,接著又封霍禹為大司馬,但徹底剝奪了他的權力。
 
  魏相成了霍氏族人的眼中釘。本就不睦的魏霍關系,自此更加劍拔弩張。
 
  公元前67年,魏相取代年老的韋賢出任丞相,霍家人更加惶恐不安。韋賢學識淵博,對名利看得很淡,也很少與霍家為難。他是魏相與霍家緊張關系的潤滑劑。如今韋賢告老歸田,死對頭魏相占據相位,對霍家有百害而無一利。霍家深恨魏相為宣帝出謀劃策,卻又忌憚他的沉毅果敢。他們決定鋌而走險,密謀發動宮廷政變,先捕殺丞相魏相,再廢掉宣帝,最后改立霍禹為帝。
 
  霍氏的密謀為大臣楊惲偵破。他迅速向朝廷報告霍氏謀反,魏相則建議宣帝立即采取行動平息叛亂。于是霍氏全部被捕,霍皇后也被廢。
 
  自此,魏相開始輔佐宣帝,推行自己的治國理念。
 
“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
 
  魏相雖與霍光有隙,卻繼承了他“休養生息、養精蓄銳”的治國思想。相較霍光,魏相的儒家色彩更為濃厚鮮明。他服膺儒家仁政思想,一貫主張減輕刑罰賦稅,反對苛政暴刑和嚴刑竣法。
 
  西漢初期,為了恢復因秦末戰爭而殘破的社會經濟,朝廷實行“黃老無為”的道家治國理念。到了漢武帝時期,隨著國力轉向強盛,治國理念發生深刻變革。武帝篤信“外儒內法”,其嚴刑酷法和苛刻賦役,不斷加劇內外矛盾。
 
  到了漢武帝晚年,社會經濟趨于凋敝,社會矛盾日益加劇,出現了動蕩的苗頭。形勢逼迫下,漢武帝被迫頒布輪臺詔書,宣布罪己,承認此前施政錯誤。他決定轉變內外政策,扭轉嚴刑峻法、橫征暴斂的舊政策,實施富民重農,減輕疾苦,恢復國力的新政策。
 
  漢昭、宣時期,朝廷基本承襲輪臺詔書所制定國策,少作更改。對外以防御為主,不作征伐;對內注重與民休息,加強生產,社會經濟得到發展。
 
  隨著社會經濟趨向繁榮,過度役民的思潮再度泛起。魏相擔任宰相后,主張減輕百姓負擔,堅決遏制舊思潮復起勢頭。
 
  魏相上書宣帝,勸他減少對外征伐。其目的之一,也是為減輕人民負擔痛苦,使其有時間從事農業生產。
 
  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北方匈奴襲擊西漢在西域車師屯田的軍隊。因為漢軍的堅守,匈奴始終無法攻破車師。漢宣帝派常惠率張掖、酒泉騎兵救援,迎屯田士卒還渠黎。
 
  救援成功后,宣帝與后將軍趙充國等人商議,認為可以趁著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方,使匈奴不敢再度侵擾西域。
 
  重臣多附議贊同,唯有魏相上書勸諫。他提出古往今來出兵理由有五種:“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
 
  魏相認為目前漢匈關系已經恢復正常,此次出兵可謂名不正言不順,不僅難以取得預想效果,還會惡化漢匈友好大局,給邊地百姓帶來災難。在他心中,一旦勞師遠征,必然極大消耗社會資源。而目前天下疲困,貿然出兵只會加劇百姓痛苦,“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于動兵”。魏相又言:“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百姓有因走投無路揭竿而起的隱患,所以大戰之后,生產必定荒廢,災荒自然來臨,“軍旅之后,必有兇年”,百姓生活將困苦不堪。
 
  最終宣帝采納其言,國家與百姓避免陷入征戰災難。
 
  同樣,魏相上書言西羌之事,也關注戰爭帶給百姓的災難性后果。他說,今歲不登,谷價暴漲。臨近秋收之時,仍然有饑腸轆轆之人。到了春天,這種情況恐怕更加嚴重,到時甚至連賑災的物資都很緊張。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恐怕還要消耗大量的稻谷。臣怕百姓心寒,宜早圖其備。
 
  魏相時常將百姓作為制定國家政策的參考依據,他的偃兵政策也是考慮百姓饑苦、衣食無著、積儲不足而制定的。
 
“本于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兇災”
 
  魏相注重體察民情,關心百姓疾苦,屢次上書奏請“平冤獄、寬租賦、馳山澤陂池,禁秣馬釀酒貯積”“慰安元元,便利百姓”。拳拳愛民心,溢于言表,見諸史冊。
 
  魏相關心災荒救濟,特意提出“本于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兇災”的主張,反對國家鋪張浪費,主張量入為出節約資源以防備災荒。在西漢時期,農業生產穩定、儲備充實是社會穩定的重要條件。魏相呼吁君主必須重視這二者。而“量入制用”思想,更為朝廷提供了抵御災荒的辦法。
 
  更難能可貴的是,魏相堅持認為百姓反抗是朝廷剝削壓迫的結果。他指出,由于朝廷政策失誤,造成百姓衣食無著,喪失了基本物質生存條件,所以不得已而觸犯刑科。他說:“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奸宄所繇生也。”他還說:“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要求皇帝行政遵循陰陽調和的自然規律,不可恣意行事,過度透支民力。他還一針見血地抨擊尸位素餐、執行不力的官員:“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于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于此……”
 
  為了賑災救困、核查官員,魏相身體力行,不畏煩難,察考各地情況,從而能夠察微知變,秉實相報,甚有卓識。一些地方官瞞報的災情,都被魏相探查知曉,便于盡早采取賑濟措施。
 
  魏相深知在君主專制下,君主無法接受頻繁的批評。但他又不能不為君主立法,以求規范帝王行為。于是,他便通過假陰陽、法先王來借古諷今,闡發自己的治國理論。他說:“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于先圣。”魏相常托先帝來勉勵宣帝,如“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魏相將先圣、先帝樹立為執政榜樣,希望宣帝能約束自己的欲望。比如他拿出漢高祖告誡的“天子所服第八”來勸諫宣帝,要求他“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
 
  魏相在任期間,實行輕徭薄賦政策,注意減輕農民負擔,獎勵耕織。為了防止官員侵害百姓,他致力于整頓吏治,改革敝政,選優汰劣,京師大臣多從有政績的地方官吏中選拔,對庸碌鉆營之輩隨時罷免。史稱“漢世良吏,于是為盛,稱中興焉”。
 
  神爵三年(前59年),魏相積勞成疾,病故于任上,謚號憲侯。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宣帝回憶往昔輔佐有功之臣,令人繪十一幅功臣圖像于麒麟閣,以示表揚和紀念,魏相名列其中。東漢史學家班固在《漢書》中則高度評價魏相,稱贊他“黜陟有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于禮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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