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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明縣“包干到戶”?——山東農村改革的先聲
——改革開放40年山東大事回放之一
作者:黨史宣   來源:   發布日期:2018-09-10   點擊次數:
  2016年中央電視臺播出了大型文獻紀錄片《筑夢路上》。在紀錄片中,人們看到這樣一個場景:一塊石碑巋然矗立在菏澤市東明縣柳里村。它默默地告訴世人,早在1977年春,村里就把700多畝荒地“借給”1500多名社員,悄然邁出了“大包干”的第一步。這一步,比安徽小崗村還要早,由此揭開了山東農村改革的序幕。
  
柳里村的“大膽”試驗
 
  東明是山東省最西邊的一個縣,由于歷史上黃河決口和漲水側滲,縣內形成了許多沙地和鹽堿地。改革開放前,旱、澇、風沙、鹽堿等自然災害長期困擾著東明縣,全縣年年靠吃國家統銷糧、領救濟款過日子。
 
  東明縣西部,有一個村子叫柳里村,20世紀六七十年代,村里有9個生產隊、2000多人。時任柳里村黨支部書記陳洪印說, 那時村里“冬天白茫茫(鹽堿),夏天水汪汪(澇洼)”,社員生活是“三靠”:吃飯靠統銷,花錢靠貸款,看病靠救濟。
 
  1977年春,陳洪印召集大隊長郝道軒、黨支部副書記于明山、民兵連長屈慶祥、婦聯主任劉三服開會,討論如何讓老百姓不再餓肚子。經過3個晚上的討論,最后村班子成員一致認為村里荒地和鹽堿地占大半,反正閑著也是閑著,不如“借給”社員;“借地”如果出了事,由5人一起承擔。于是,柳里村悄悄地把700多畝鹽堿地、荒地分給部分社員耕種,每畝定產120斤,定工10個,定產部分統一分配,超產歸己。柳里村“借地”的做法,成為當地的一大創舉。到了1977年秋天,這些多年顆粒不收的廢地,經過社員精耕細作,硬是長出了高粱和紅小豆,第一年糧食單產180斤,每個社員凈增口糧90斤。
 
  這時,村民有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說,全村3300多畝耕地,重堿地、撂荒地2600畝,占耕地面積的2/3,如果這些地都能開發利用起來,全村就能增加幾十萬斤糧食,群眾的溫飽問題也將得到解決;有人顧慮重重,不敢明確表態;有人認為這是方向道路問題,表示堅決反對。
 
  為統一認識,柳里村黨支部進行了多次討論,最后一致認為,種上莊稼總比荒著強,收點糧食總比向國家要著吃強,下決心在全村推行“借地”的經驗。1978年1月,全村分給每人半畝荒地,共分荒地800畝。這一舉措,正式揭開了村里分地到戶的序幕。這年的11月24日,在與山東南鄰的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名村民按下了著名的“手印”,也開始分田到戶。
 
  在柳里村搞“借地”、分地試驗的同時,東明縣還有一些村莊也在悄悄分地。1977年春,朱口村對種植花生采取了“大包干”的辦法,當年承包,當年見效。朱口村的成功轟動了全鄉,人們交口稱贊朱口村的成功經驗。柳里村、朱口村等村莊自發的分地探索,實際上是東明縣最早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形式。
  
菏澤的“八條”
 
  就在柳里村轟轟烈烈分地的時候,有人到菏澤地委門口張貼大字報,寫著“老走資派被打倒了,新走資派站起來了”,并且還畫著漫畫,攻擊陳洪印。剛到菏澤擔任地委書記不到1年的周振興,面對人們的告狀進行了深刻的思考。菏澤位于魯西南大平原,有黃河沖積出來的肥沃土壤,有豐富的黃河水灌溉,本是最適宜種糧的好地方,卻吃了國家調撥的國庫糧食700多萬公斤。菏澤為啥這樣窮?菏澤農業為啥上不去?帶著這些問題,周振興開始了3個月的農村調查。
 
  1978年1月16日,周振興來到東明縣,與縣委書記司黎明一起搞調查。到小井村時是農歷的臘月初八,但村里沒有一點兒迎年的氣氛,許多人家外出逃荒未歸,大門都鎖著。
 
  他們到了村子中間,走進村民張殿興家。張殿興家沒有桌椅,沒有床,只在靠后墻的地方用磚壘了個土池子,里邊放些干草做成“地鋪”,供一家人睡覺。周振興問起他們的生活情況,張殿興說:“今年隊里沒收啥,一個人分了100多斤口糧,要不是政府發了購糧證,否則沒法生活哩!”
 
  周振興問:“家里有沒有干糧?”
 
  張殿興頓了一下,說:“有。”
 
  周振興說:“拿來我看看行嗎?”
 
  張殿興遲疑著,沒有動。
 
  周振興說:“我這么遠來了,你也得管我頓飯吃啊!到底有沒有?”
 
  張殿興忙說:“有,在鍋里放著。”但是他仍然沒有動。
 
  這時,張殿興的妻子連忙向廚房走去,周振興也隨后跟了過去。
 
  張殿興的妻子揭開鍋,鍋里放著幾個用地瓜面做的饃和高粱殼、地瓜葉做的菜團子。周振興拿起一個菜團子,掰了一半遞給司黎明。倆人吃著菜團子,雖都出身農村,但也感到又苦又澀,難以下咽。
 
  張殿興的妻子看著他們說:“俺感謝共產黨。沒有共產黨,俺活不到今天。”
 
  聽了這話,周振興百感交集,忍在眼窩里的淚水終于潸然而下。
 
  這是調查中隨處可見的一幕。
 
  周振興回到東明縣,馬上召集縣委常委開會,研究到凌晨1點多,最后定了幾條辦法,最主要的一條就是把全縣鹽堿地盡快分下去,“借給”群眾自種自收,3年免征農業稅。有干部問:“3年以后呢?”周振興答:“3年以后再說,現在最重要的是先讓群眾吃飽飯。”“我相信,讓農民吃飽飯絕不是罪過。”
 
  1978年1月16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長篇報道《安徽大步趕上來了》,介紹了深受“四人幫”之害的安徽省發生的巨大變化。2月3日《人民日報》頭版又發表了題為《一份省委文件的誕生》的通訊,對《中共安徽省委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作了詳細介紹。周振興從收音機里聽到這些消息后,讓人記錄下來。
 
  1978年2月9日,中共菏澤地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會議學習了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關于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方面的指示,提出要創造民主討論問題的氛圍,并重申黨的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三不方針”。會議經過激烈討論,形成了一本長達20頁的《紀要》。《紀要》的主要內容有八條,主要有要尊重生產隊自主權,允許建立作業組專業隊;允許農民擁有自留地;允許和鼓勵農民發展家庭副業等。
 
  為將“八條”認真貫徹下去,菏澤地委在這年的3月和5月又連續召開了兩次地、縣、公社三級干部會議。周振興在會上說:“我們菏澤的農業為啥上不去?為啥窮到這個地步? 20多年來,我們沒少操心,可是我們瞎操了心,出了傻力。”接著他講,“平均分配不是共產主義,按勞分配不是資本主義;一律化不是社會主義大農業。把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看成是小農經濟思想,把限制社員搞家庭副業、不允許社員種自留地看成是搞社會主義,都是只從表面形式看問題,而不是從促進生產力發展還是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實踐的效果上看問題。” 這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一個共產黨員按照自己的覺悟和理解,講得最樸實的馬克思主義中的“實踐標準”和“生產力標準”。 
  
  “讓老百姓吃飽飯才是好‘主義’”
 
  1979年春節后,周振興又一次召開地、縣、公社三級干部會議。會后周振興下令:各縣縣委到地委來復制錄音帶,然后各公社再到縣里復制錄音帶,指定同一天時間,全區700多萬農民都集中到公社開大會,聽錄音廣播。四里八鄉的農民,坐在空場上聽了高音喇叭里地委書記的報告。現在,菏澤市檔案局的“9號全宗”,仍然保存著這段8小時的錄音。
 
  “我們黨的根本宗旨是什么?不是批這個斗那個,而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從良心上說,老百姓自己的地,自己的勞動力,他們卻沒有自主權,吃不飽飯,我們能不能對得起良心?”“不管這‘主義’那‘主義’,讓老百姓吃飽飯才是好‘主義’!”“只要叫我當這個地委書記,我就得叫老百姓吃飽飯,否則,這個地委書記寧可不干!”  菏澤的干部群眾聽到他的講話后異常振奮,包產到組、包干到戶的生產責任制開始在各地推行。
 
  1979年2月13日,東明縣委召開全縣三級干部會議,提出了實現戰略轉移、加快農業發展的措施,要求建立健全“五定一獎”( 定地塊、定勞力、定產量、定工分報酬、定成本,超產獎勵)為中心內容的經營管理責任制。2月19日,東明縣委再次召開全縣三級干部會議,傳達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和兩個農業文件,提出了落實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規定。
 
  1979年4月5日,中共山東省委、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作出《關于落實農村經濟政策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指出各地要建立生產責任制,鼓勵社員種好自留地、搞好家庭副業,開放農村和城鎮集市貿易,搞好農副產品的收購,搞好收益分配,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做到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
 
  1979年底,東明縣總結一年來落實和放寬農村政策的豐碩成果,提出了以聯產計酬為依據的四種管理辦法,并號召總結經驗。1980年1月,東明縣在做了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寫出了《實事求是出糧食,長苗就比長草好——東明縣把荒地分給社員經營的調查報告》,刊登在《內部參考》上,以鐵的事實謳歌了農村變革,批判了極“左”錯誤。
 
  1980年,新華社記者南振中來到東明縣的4個公社、4個村,走訪了26戶社員家庭,于1月18日在《人民日報》發表通訊《看糧囤》,介紹了東明縣從1958年起連續吃了21年統銷糧,1979年基本上實現了糧食自給。
  
將改革進行到底
 
  正當東明縣農業改革初見成效的時候,1980年4月,菏澤地委發出了一個“剎車”的通知。《農村工作通訊》發表了幾篇批判包產到戶的文章,在干部群眾的思想中引起了混亂。
 
  5月,鄧小平在《關于農村政策問題》的談話中明確指出:“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在關系農業發展方向的關鍵時刻,鄧小平的這一講話為長期貧窮的中國農村指明了方向。但是,鄧小平這個談話當時沒有傳達到東明縣。為澄清思想,東明縣委召開公社書記會議,提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是適合東明縣實際情況的生產管理形式,只要黨中央沒有明令禁止,就不能動搖,并把1979年10月決定分給每人三到五分口糧田擴大到一畝左右。這時,東明縣分口糧田和責任田的村達到3200個,占總數的77.7%;全部包產到戶的村達96個,占總數的2.4%。
 
  7月,省政府辦公廳、《大眾日報》社和菏澤地委、行署組成聯合調查組,考察了東明縣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向省委、省政府寫出了綜合調查報告和10余篇典型材料,向全省推廣了東明縣的做法和經驗。8月22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批示:“東明縣從縣委到基層思想是解放的。有些意見是正確的,符合實際的。”
 
  東明縣率先實行分田到戶等農業改革,引起了多方的關注。中央政策研究室吳象到柳里村調研,于1980年11月5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陽關道與獨木橋——試談包產到戶的由來、利弊、性質和前景》的文章。
 
  1982年1月,中共中央一號文件總結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農村改革,肯定了“雙包”(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生產責任制,這是對東明縣人民在全國率先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敢闖、敢試、敢為人先的創新意識的再次肯定與褒揚。
 
  從“借地”到菏澤的“八條”,從“讓老百姓吃飽飯就是好‘主義’”到“雙包”,無不體現著黨和人民持續開創改革新局面的決心和勇氣。改革大潮奔騰不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路。在中國邁入新時代的今天,讓我們從這場改革中汲取精神力量,以一往無前的奮斗姿態將改革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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